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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衔接器(TCE/双抗)临床试验全景数据透视:2025年全球启动244项、中国占24%与自免破圈

基于ClinicalTrials.gov全量数据,穿透分析全球943项T细胞衔接器(TCE/CD3双抗)临床试验大盘。聚焦安进、强生、罗氏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等头部 Sponsor 竞争格局,剖析从血液瘤多发性骨髓瘤到实体瘤(DLL3)及自身免疫病(SLE)的破圈迁移与License-Out商业启示。

陈然
陈然最后更新:

在经历了单克隆抗体(mAb)的黄金时代与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内卷式爆发后,以T细胞衔接器(T-Cell Engager,简称 TCE)为代表的双特异性抗体(BsAb)已成为目前全球肿瘤免疫及免疫性疾病领域最瞩目的前沿赛道。TCE通过同时结合靶细胞表面抗原(TAA)和T细胞表面的CD3分子,实现“ off-the-shelf ”(即用型)的T细胞精准重定向与杀伤,被广泛视为可媲美CAR-T疗法疗效、但具备极佳商业可及性的下一代核心技术平台。

然而,对于创新药企及其商务拓展(BD)团队而言,随着全球临床管线的几何级扩张,如何评估TCE的开发拥挤度?中国 Biotech 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除了已成红海的多发性骨髓瘤,哪些新适应症展现了竞争空隙?

本文基于美国官方临床试验注册库 ClinicalTrials.gov 截至2026年7月9日的最新全量本地快照数据(包含593,126项全球研究),对近七年来(2020-2026年)登记的TCE/双抗相关试验进行穿透性聚合,并结合FDA最新批准机制,为您深度拆解这一万亿赛道的临床与战略真相。

全球 TCE/双抗临床试验爆发式增长:年度启动试验突破百项

要理解这一赛道的狂热程度,首先需要观察其临床研究规模在近年来的扩张曲线。

1. T 细胞衔接器(TCE)的免疫抗肿瘤机制与给药优势

传统的单克隆抗体杀伤肿瘤细胞,高度依赖患者自身的免疫微环境及效应细胞活性,容易产生耐药性。而T细胞衔接器(TCE)打破了这一限制。其典型结构包含一个靶向肿瘤相关抗原(TAA,如 BCMA、CD20、DLL3、GPRC5D)的结合域,以及一个结合T细胞表面CD3受体的结合域。

当TCE药物输入人体后,即使在没有抗原呈递细胞(APC)共刺激信号的情况下,也能直接拉近T细胞与肿瘤细胞的物理距离,触发T细胞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实施强力杀伤。相比CAR-T细胞疗法,TCE具有极大的给药优势:它无需漫长的体外细胞制备与回输过程,属于标准化生产的 off-the-shelf 药物,生产成本显著降低,患者等待时间从几周缩短到"即买即用"。

2. 本文 ClinicalTrials.gov 数据集的口径判定与排除边界

为了保证数据透视的精准度,必须明确本文所指的TCE/双抗试验口径边界:

  • 纳入标准:在 ClinicalTrials.gov 中登记的研究中,研究药物属于双特异性或多特异性抗体,且其作用机制明确包含T细胞招募/招募机制(即CD3为主要结合臂),或包含已上市的典型TCE药物(如 Teclistamab、Talquetamab、Tarlatamab、Mosunetuzumab、Glofitamab、Epcoritamab、Linvoseltamab、Odronextamab)。
  • 排除标准:明确排除非CD3结合的检查点双抗(如 PD-1/VEGF、PD-1/CTLA-4 双抗,如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卡度尼利单抗等,此类归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非本篇TCE口径);同时排除双特异性ADC。

根据上述口径,我们从全库中精准筛选并剔除了无关噪声,锁定了2020年至2026年启动的共 943项 TCE 临床试验

3. 2020 年至 2025 年全球启动试验数量的年度跨越

大盘分析显示,全球TCE临床试验经历了极其惊人的爆发式增长。

临床试验启动年份全球登记启动试验总数 (项)中国 Sponsor 牵头试验数 (项)中国 Sponsor 占比 (%)全球 Phase 3 试验数 (项)
2020 年63812.7%4
2021 年851315.3%5
2022 年1041211.5%7
2023 年1062220.8%6
2024 年1522516.4%11
2025 年2445924.2%15
2026 年 (局部快照)1862815.1%5
2027 年 (前瞻登记)300.0%0

从上述年度启动曲线不难发现,全球TCE临床试验年度启动数量从2020年的63项,迅速拉升至2025年的244项,翻了近4倍。尽管2026年的数据为局部快照,但已达186项,全年预计将与2025年持平或小幅超越。这表明,TCE作为一种主流治疗技术,已经彻底在各大跨国药企和创新 Biotech 中普及。

谁在领跑全球 TCE 双抗研发:跨国药企与中国 Biotech 双雄格局

如此庞大的研究群,背后的控制者是谁?这直接反映了全球免疫治疗的顶层竞争格局。

4. 强生、罗氏、再生元与安进等头部 Sponsor 管线对比

全球 Sponsor(试验牵头方)的注册量分布表明,目前TCE赛道由跨国药企(MNC)与美国、中国的顶级学术中心共同主导。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排行按 ClinicalTrials.gov 的 lead_sponsor 字段聚合,绝对数量随前述关键词口径略有浮动,但相对格局稳定。

全球 TCE/双抗临床试验 Sponsor 排行(Top 15,按 lead_sponsor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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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约 40 项
2. 安进 (Amgen): 约 23 项
3.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约 23 项
4. 强生研发 (Janssen/J&J): 约 22 项
5. 开罗大学 (Cairo University): 约 20 项
6. 罗氏 (Hoffmann-La Roche): 约 20 项
7. 再生元制药 (Regeneron): 约 20 项
8. 辉瑞 (Pfizer): 约 20 项
9. 希望之城医疗中心 (City of Hope): 约 18 项
10.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NCI): 约 17 项
11. 普威 (Genmab): 约 16 项
12.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SKCC): 约 14 项
13. 上海瑞金医院 (Ruijin Hospital): 约 11 项
14.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oochow): 约 11 项
15.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约 9-16 项(含多附属医院归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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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Sponsor (试验牵头方)注册试验数量 (项)机构属性/国别主要研究药物/靶点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约40学术中心 / 中国BCMA/CD3, CD20/CD3, CD19/CD3
2安进 (Amgen)约23跨国药企 / 美国Blinatumomab (CD19/CD3), Tarlatamab (DLL3/CD3)
3强生研发 (Janssen/J&J)约22跨国药企 / 美国Teclistamab (BCMA), Talquetamab (GPRC5D)
4罗氏 (Hoffmann-La Roche)约20跨国药企 / 瑞士Mosunetuzumab, Glofitamab (CD20/CD3)
5再生元 (Regeneron)约20跨国药企 / 美国Odronextamab (CD20/CD3), Linvoseltamab (BCMA)

在全球 Top 15 的 Sponsor 中,安进(Amgen)以约23项高居工业界第一。这并不意外——安进是整个TCE/BiTE赛道的鼻祖,其持有的 Blinatumomab(CD19/CD3,全球首个获批的BiTE)以及2024年加速获批、2025年转正的 Tarlatamab(DLL3/CD3),覆盖了从血液瘤到实体瘤的关键节点,单是这两个上市产品衍生的上市后与前线联用研究就贡献了大量试验。强生(约22项)紧随其后,凭借 Teclistamab(BCMA/CD3)与 Talquetamab(GPRC5D/CD3)的先发优势开展了密集的多中心临床。罗氏、再生元与辉瑞则同处约20项的第一梯队,罗氏与再生元在 CD20/CD3 双抗领域直接对决,分别主攻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与滤泡性淋巴瘤。

值得单独点出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它以约40项试验力压全部跨国药企、登顶全球第一,这背后是中国血液病临床研究极度活跃的真实写照,下一节将专门拆解。

中国 Sponsor 的真实份额:学术中心主导、工业界尚处早期

将视角切回国内。中国在该领域的参与度极深,但呈现出一个容易被外界误读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的TCE临床几乎是一场由顶级学术中心驱动的IIT(研究者发起试验)运动,本土Biotech以企业身份牵头登记的CD3双抗试验反而屈指可数

5. 学术中心在早期探索性临床(IIT)中的绝对主导

在以中国为牵头方的Sponsor子集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以约40项试验力压全部跨国药企、登顶全球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上海瑞金医院(约11项)、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约11项)、浙江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体系(合计约十余项),以及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中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各约3-5项)。

这一格局一方面说明中国血液病临床研究拥有极高密度的患者池与高度活跃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大量TCE研究属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由学术中心在联合给药、耐药复发与新靶点探索上扮演"先遣队"角色。这与欧美"工业界MNC主导、学术中心辅助"的结构恰好相反,是中国TCE赛道的一大本土特色。

6. 中国本土 Biotech:为何企业牵头的 TCE 试验反而稀少?

外界常有一种判断——"康方生物、驯鹿生物等中国Biotech在TCE赛道全面领跑"。但当我们严格限定到CD3双抗口径、并按企业身份统计lead_sponsor时,真正以企业身份牵头登记TCE试验的中国Biotech几乎是个例级。原因恰恰落在本文第二节定义的口径边界上:

  • 康方生物(Akeso)的旗舰双抗 AK104(卡度尼利,PD-1/CTLA-4)与 AK112(依沃西,PD-1/VEGF)属于免疫检查点双抗,并非CD3招募型TCE,已被排除在本口径之外,因此其作为TCE lead sponsor的登记试验接近于零。
  • 驯鹿生物(IASO)的明星资产伊基奥仑赛是BCMA CAR-T(细胞疗法),同样不属于TCE双抗
  • 即便是国内较早布局CD3双抗平台的友芝友生物(YZY,HER2/CD3 的 M802、EpCAM/CD3 的 M701),在ClinicalTrials.gov中以企业身份牵头登记的TCE试验在本口径下也为数极少。
中国牵头 Sponsor 类型代表机构 / 企业试验规模量级主要靶点/资产备注
顶级学术中心(IIT)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瑞金、苏大附一、浙大体系单家约10-40项BCMA/CD3、CD19/CD3、CD20/CD3中国TCE临床的绝对主力
区域学术中心协和、中山、华西等单家约3-5项CD19/CD3、CD20/CD3多中心IIT的重要参与方
本土Biotech(企业)个别早期公司个例级CD3/TAA 多处于早期企业牵头的注册登记极少
旗舰资产为检查点双抗/CAR-T康方、驯鹿、北恒等本口径下接近0PD-1/CTLA-4、PD-1/VEGF、BCMA CAR-T不在本篇CD3-TCE口径内

这一结构性事实对License-Out决策的直接启示是:中国TCE的优质早期数据,大量沉淀在学术中心的IIT里,而非企业自有的注册临床中。跨国药企在华寻找CD3双抗license-in标的时,需要把视野从"哪家Biotech管线最多"扩展到"哪些学术中心手握最扎实的人体数据",并通过联合开发或专利授权的方式把这些IIT成果商业化——这正是当下中国TCE出海最被低估的路径。

适应症分布与变迁趋势:多发性骨髓瘤仍拥挤,自免与实体瘤成为新蓝海

对于管线评估和投资决策而言,寻找“未饱和空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的分析表明,TCE正在发生一次波澜壮阔的“适应症大迁移”。

7. 多发性骨髓瘤(BCMA/GPRC5D 靶点)的红海搏杀

在943项全球试验中,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以130项独立登记研究成为绝对的巨无霸适应症

这一现象的逻辑基础在于,骨髓瘤细胞高度表达BCMA或GPRC5D等特异性靶点,且血液肿瘤的免疫微环境相对简单,T细胞重定向的杀伤效率极高。然而,这导致了这一细分赛道的极度拥挤。强生的 Teclistamab 和 Talquetamab 已经确立了巨大的商业壁垒,而中国也有数十项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TCE临床在跑(大量由血液病学术中心以IIT形式发起)。这意味着,新进入的同质化BCMA/CD3管线在招募患者和未来的商业化道路上面临极高的失败风险。

8. 自免破圈: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与系统性硬化症的最新临床探索

数据表明,自2024年底起,TCE正以极快的速度“自免破圈”。

在我们的数据中,自身免疫病(Autoimmune Diseases)相关TCE研究已登记十余项,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近十项、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目前仅有零星探索(个位数)

自免疾病的核心病理是B细胞过度活化产生自身抗体。传统的 CD20 单抗(如利妥昔单抗)由于无法清除深度组织中的B细胞和浆细胞,疗效容易触顶。而CD19/CD3或BCMA/CD3等TCE双抗,能够以极高的特异性实现“深层组织B细胞清零”,从而在自免患者中达到类似“免疫系统格式化/重置”的深度缓解。这直接促成了中国 biotech 纷纷将其肿瘤管线紧急转向自免适应症(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数据证明,自免已非概念炒作,而是2025-2026年全球TCE临床的真实新阵地。

9. 实体瘤首胜:Amgen Tarlatamab (Imdelltra)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获批启示

实体瘤长期以来是TCE难以逾越的障碍。原因在于:实体瘤缺乏绝对特异性的靶点(容易引起 on-target off-tumor 毒性)、物理屏障导致双抗浸润差,以及肿瘤微环境(TME)存在强大的免疫抑制。

但这一僵局被安进(Amgen)彻底打破。2024年5月16日,FDA宣布加速批准安进的 Tarlatamab-dlle(商品名:Imdelltra),用于治疗接受铂类化疗后进展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Tarlatamab是首个获得FDA批准用于实体瘤的CD3双抗(靶向 DLL3×CD3)。

在随后公布的全球III期确证性研究 DeLLphi-304 中,Tarlatamab展现了显著的总生存期(OS)获益——相比标准化疗,死亡风险降低约40%,中位OS延长5个月以上(13.6个月 vs 8.3个月),相关结果于2025年6月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FDA亦于2025年11月19日据此将Tarlatamab由加速批准转为完全批准。这一里程碑极大地鼓舞了行业对实体瘤TCE的开发热潮,DLL3、Claudin 18.2、GPC3、HER2等实体瘤靶点的CD3双抗临床数量自2024年起明显上升。

FDA 对 TCE 双抗的审评加速机制与批准节点研判

对于出海申报的企业,研究早期加速通道是规避商业周期的捷径。

10.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BTD)与加速批准路径解读

分析显示,近年获批的TCE新药(如 Tarlatamab、Linvoseltamab等),无一例外使用了FDA的加速审评机制。

  • 加速批准(Accelerated Approval):基于替代终点(如客观缓解率 ORR 和缓解持续时间 DoR)来证明产品的临床效益,从而提早上市,再通过确证性III期临床(如 DeLLphi-304)来维持上市资格。这对于开发周期漫长的Biotech而言,是极大的资金解放。
  • 突破性疗法认定(BTD):如果早期数据证明该药在严重疾病的疗效上显著优于现有疗法,FDA将提供高级官员全程辅导、滚动提交审评(Rolling Review)的特权,能将审批周期拉短 3 到 6 个月。中国Biotech如康方生物、驯鹿生物在立项之初就必须建立符合FDA标准的临床终点数据收集,以争取这些合规绿卡。

对中国创新药企业的 License-Out 与管线定位策略建议

数据已经说明,大盘在爆发,但内部在分化。中国Biotech如果想在全球BD(对外授权)市场分得一杯羹,必须遵循差异化逻辑。

11. 避开 BCMA 拥挤带:如何锁定下一个 TAA×CD3 双抗靶点

我们认为,目前多发性骨髓瘤(BCMA)和普通淋巴瘤(CD20)的TCE靶点已经高度红海化。跨国药企在这些靶点上已完成了从单药到一线联合疗法(如联合达雷妥尤单抗)的临床布局。中国Biotech不应再跟风立项这两个靶点的单品。

战略建议是:押注新实体瘤靶点与自免双抗。 在实体瘤领域,DLL3(肺癌/神经内分泌肿瘤)、Claudin 18.2(胃癌/胰腺癌)、GPC3(肝癌)、EpCAM等具有明显实体瘤特异性的靶点,且尚未有大宗同类药物获批,仍存在巨大的首创(First-in-class)或同类最优(Best-in-class)空间。

12. 自免自研还是 License-Out:BD交易中的冷链与CMC数据审计要点

近年来,以TCE为代表的自免管线已成为海外药企逆向并购(License-In)的最爱(关于双抗出海的整体交易结构,可参见我们更系统的双特异性抗体出海与 License-Out 完全指南)。但在推进 License-Out 交易时,中国厂商往往在后期因数据完整性问题被"退货"或压价。

BD交易的两个核心审计痛点:

  • CMC 数据室(Data Room)的合规度:TCE由于涉及复杂的双抗折叠与双靶点亲和力优化,其工艺稳定度(尤其是错配率、副产物去除、宿主细胞蛋白残留)是外资审计的重中之重。企业在立项之初,就必须将克隆构建、小试及中试的原始分析数据完整收录入带有版本控制的 CMC 数据室内。
  • 冷链物流的 lane qualification:TCE作为大分子生物药,对温度极其敏感。跨国多中心试验涉及中美或中欧之间的冷链运输,Sponsor 必须提前对冷链物流服务商(3PL)进行严密验证,提供完整的温控漂移数据包,这是规避临床终点数据失真的法规红线。

常见问题(FAQ)

TCE/双抗临床试验现在到底有多少、2025 年启动了多少、是不是已经过热?

截至2026年7月9日快照,2020-2027年登记的相关试验共943项。其中,2025年单年启动了244项研究,创历史新高。从整体数量来看,由于大量企业进入,局部靶点(如BCMA、CD20)确实已经严重过热,但实体瘤和自免领域由于技术门槛高、机制尚新,仍存在大量待填补的空白区。

中国 sponsor 在全球 TCE 试验里占多少、康方之外还有谁在跑?

中国 Sponsor 在全球943项大盘中牵头了约167项(含学术中心IIT与企业试验),占比约17.7%,且2025年单年份额已升至约24%。但需要澄清的是:中国的牵头试验绝大多数由学术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瑞金、苏大附一、浙大体系等)以IIT形式发起,以企业身份牵头登记的CD3双抗试验反而很少。康方生物(Akeso)的旗舰双抗属检查点双抗而非CD3-TCE,本就不在本篇口径内;真正在CD3双抗方向布局的中国Biotech(如友芝友等的HER2/CD3、EpCAM/CD3平台)多处于早期阶段。

多发性骨髓瘤的 BCMA/GPRC5D 双抗已经很挤,中国双抗还能切哪个适应症?

除了上述靶点,中国企业应积极关注: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重症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系统性硬化症),以及特定的实体瘤适应症(如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 DLL3 靶点、胃癌的 Claudin 18.2 靶点)。这些领域无论是在全球还是中国,其竞争烈度都远低于骨髓瘤。

tarlatamab 为什么重要、它对实体瘤 TCE 意味着什么?

Tarlatamab (Imdelltra) 是全球首个获得FDA加速批准并于2025年转正用于实体瘤(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DLL3×CD3双抗。它证明了通过合理的靶点选择和给药方案设计,TCE完全可以克服实体瘤的物理屏障与免疫抑制微环境,标志着TCE正式跨入实体瘤时代。

TCE 往自免(红斑狼疮/硬化症)破圈是真机会还是炒作,数据怎么看?

是极具科学根据的真实临床机会。临床数据显示,靶向B细胞(CD19/CD20/BCMA)的TCE能够以比单抗更彻底的深度清除组织中的致病B细胞,使SLE等重度患者的自免系统获得“重置”。ClinicalTrials.gov中自免研究数量在2024-2025年急剧上升至21项,从侧面印证了这是各大 Biotech 真实押注的临床方向。

TCE 双抗与 CAR-T 疗法的主要优劣势对比是什么?

CAR-T疗法的优势在于靶向杀伤力极强,且部分患者能实现“一次治疗、长期治愈”;但其劣势是必须进行个性化定制、制备周期长(约3-4周)、价格昂贵(通常在30万-40万美元),且容易引发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TCE双抗则是 off-the-shelf 产品,即买即用,生产成本极低,CRS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普遍低于CAR-T,极大提升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官方文献与参考资源

  1. 美国临床试验登记注册库 ClinicalTrials.gov:https://clinicaltrials.gov/
  2. FDA加速批准首个实体瘤BiTE Tarlatamab公告:https://www.fda.gov/drugs/resources-information-approved-drugs/fda-grants-accelerated-approval-tarlatamab-dlle-extensive-stage-small-cell-lung-cancer
  3.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集中审评产品数据中心:https://www.ema.europa.eu/en/medicines/field_ema_web_categories%3Aname_field/human
  4.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的 Tarlatamab 全球III期确证性研究 DeLLphi-304(OS数据,2025年6月在线发表),以及FDA据此于2025年11月19日授予完全批准:https://www.amgen.com/newsroom/press-releases/2025/11/fda-grants-full-approval-to-amgens-imdelltra-in-extensive-stage-small-cell-lung-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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